周 宪（1954—），男，汉，江苏南京人，文学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艺术学理论学科评议组成员，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院长。研究方向：艺术史论，文艺美学，文化研究，视觉文化研究等。
消费社会的出现，不断地修正着许多经典的理论。韦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曾断言，来自工具理性的压力将使日常生活成为一个“铁笼”，因此，审美与性爱为人们摆脱这种压力提供了某种可能。如果说上一节我们揭示了消费社会中新教的禁欲主义已经衰落，取而代之的是消费享乐主义的话，那么，这里，我们需要思考的是韦伯所说的日常生活这个“铁笼”和审美的救赎在消费社会中面临着什么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消费社会中，当一切均转化为商品及其形象时，传统的许多分界和规范随之消解了。这种界限的消解意味着许多传统观念的失效。比如，在消费社会出现之前，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限是很清楚的，尤其是在现代主义主流中，艺术就是要通过创造出一个乌托邦，一个比现实的日常生活更加完美的世界，来弥补现实生活的不足。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认为，不是艺术模仿生活，而是生活模仿艺术。因为只有艺术才是形式的创造。艺术总是预示着生活。而生活只能依照艺术的美和旨趣去塑造生活。正是由于有了艺术才弥补了生活的不足，它为生活提供了新的形式，是摆脱“看”的陈规旧习，进而使人“看见”美。
然而，消费社会广泛的商品化和市场化，带来了文化的民主化，同时又导致了艺术摆脱传统的精英主义立场而转向民粹立场。在这个过程中，艺术一方面和商业合流；另一方面，过去常常拒绝大众的先锋艺术，也改头换面地走向通俗一路。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总的趋向中，艺术家不再把艺术作为远离现实生活和广大公众的、自恋的独立王国，而是越加强调艺术与日常生活的汇流和融合，不再像过去那样拒斥应用艺术或实用艺术。这个过程加快了艺术融入日常生活的节奏，拓展了这一融入的路径和领域。与此同时，“文化大众”（贝尔语）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方面，随着物质生活水准的提升，人们要求日常生活越来越具有审美意趣和格调。从办公空间，到消费场所，再到家居生活，当代人的美化欲求一直是很强烈的。另一方面，随着公众教育和审美水准的提高，趣味的多样化，也有一个把过去不认为是艺术的东西视为艺术的倾向。从服饰到广告，从美容到健身，从休闲娱乐到旅游探险，强调审美体验的要求成为主要动因。尼采曾经提倡的“像艺术品一样的生存”，过去只是少数艺术精英的生存方式，在消费社会中这种生存方式的追求似乎日趋成为越来越多的社会公众的选择。过去尼采主张艺术是对生存的刺激，是把日常生活加以升华；如今则颠倒过来了，日常生活不断地提升着艺术并给予灵感，不断给予艺术以美的创造性。这就是当代消费社会中一个独特的文化景观——日常生活审美化。
英国社会学家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认为，当代消费社会中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有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现代主义艺术运动“追求的就是消解艺术和生活之间的界限”。一方面质疑艺术品的传统观念，以日常生活中的“现成物”来取代艺术品；另一方面则强调艺术可以存在于任何地方。第二，将日常生活转化为艺术。这是“既关注审美消费的生活，又关注如何把生活融入到（以及把生活塑造为）艺术与只是反文化的审美愉悦之整体中的双重性”。第三，是指“充斥于当代日常生活之经纬的迅捷的符号与影像之流” 。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日常生活与影像符号的密切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审美化”是以追求视觉快感为主旨的，它通过各种外在的视觉景观所提供的感性愉悦表现出来。
较早提出“日常生活审美化”概念的德国哲学家威尔什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首先反映在“表层的审美化”：从购物中心到咖啡馆，从办公室到居家生活，物质层面的装饰和美化成为普遍潮流，旨在使得我们的日常生活充满活力，而这一切又是服务于人的“体验需求”。诚如我们前面对视觉消费所作的界定一样，它带有体验性消费特征。威尔什以三个概念来加以概括——“装饰，活力，体验”。他引用了两句流行语来描述：“更美地生活是昨天的格言；今天则是更美地生活、购物、交往和休闲。”于是，视觉体验成为消费欲望的指向。表层的“审美化”正在把我们的生活世界变成为一个“体验的世界”，其本质乃是满足那种与我们形式感相一致的、要求一个更美的现实的“本原需求”。通过文化产业和娱乐业法则的广泛运用，体验与娱乐成为当前文化的主导倾向，闲暇和体验的社会所需要的是不断扩张的节庆和热闹，而这一文化最为显著的审美价值就是没有后果的愉悦、乐趣和欢快。这一切均体现为“城市的审美化”，它与体验概念密切相关，而体验则是当代文化的一个核心概念。在威尔什看来，当代社会是一个“体验社会”（许茨语）。所谓体验，并不是指某种永恒不变的深刻之物的体味和意会。“体验实际上并不是体验。确切地说，它们是老套和单调的。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迅速地寻找另外的体验，进而从一种失望逃入另一种失望的原因所在。” 威尔什的这种看法，与贝尔所说的现代人追求“新奇和轰动”的说法不谋而合。恰如时尚这个概念所表征的那样，人们视觉体验的欲望被空前地激发起来，追求不断变化的漂亮外观，强调新奇多变的视觉快感，已成为体验的核心内容。新奇总被更新奇的东西所取代，不断地攫取视觉快感资源又不断地失望，不断失望又不断企盼，这就是视觉文化中主体内在的欲望法则，也是当代社会不断改变其外观的普遍动力学。
威尔什所关心的第二个方面是“深层的审美化”，亦即“审美化”不只停留在日常生活的外观（“硬件”）层面上，而且深入到内在结构核心（“软件”）中去了。威尔什强调，“审美化”的重要性并不在于“美”，而在于其“可塑性和虚拟性”，也就是当下哲学和社会学热衷讨论的“虚拟现实”的出现。这个问题我们在后文专门讨论，这里从略。
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过程中，有一个特殊的文化中产阶级起了关键的作用。费瑟斯通把这种人概括为“新的文化媒介人”，其实就是中产阶级中专事于象征生产和传播的专业人士。“他们从事这样的工作，即提供前面所说的各种象征产品和服务——营销、广告、公共关系、广播和电视的生产者、设计家、杂志记者、时尚作家，以及各种服务人士（社会工作者、婚姻顾问、性治疗师、饮食专家、游戏专家等）。如果我们观察一下这一群体的习性、分类格局和倾向性，就会注意到他们已经被称为‘新知识分子’，这些人将一种学习模式引入生活。他们为身份、表征、外观、生活风格和对新经验的无穷追求所着迷。” 在费瑟斯通看来，“新的文化媒介人”与一个更为复杂的文化现象——雅皮士——密切相关。这些人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较好的社会职业和较高的收入，对生活有明确的追求和品味，他们是一些“自私的完美消费者，自恋的、精于计算的享乐主义者” 。如果我们把这两种角色结合起来，可以说，这就是所谓“新中产阶级”或“新文化媒介人”的真实写照。费瑟斯通注意到，新中产阶级不同于老式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不再追求一种高雅文化，而是往往以一种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来模糊两种文化之间的界限，即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先锋派与庸俗艺术、新与旧、怀旧的和未来的等等的区别。他们无所不及，旨在培育一种特殊的趣味。一些社会学家的研究进一步解释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新中产阶级”的消费主义，一方面在创造一种自身的趣味和追求，另一方面又以这种趣味来影响其他社会阶层，因为他们占据了文化生产和流通的有利位置，拥有某种足以影响他人的文化符号影响：“据说他们既创造又操纵或玩弄文化象征和媒介形象，因而极力扩大了消费主义。……所以，他们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或意识形态产生了重要影响。” 他们的活动场所就是公共领域，通过媒介和形象的广泛传播，无形中构成了一种新的文化权力。较之于洛文塔尔所说的“消费偶像”，新的文化媒介人范围更广，而且更具文化的象征资本，因而具有更多的文化权力。他们不仅消费着形象，而且生产出形象，不仅生产出形象，而且以形象来影响公众。从“消费偶像”到“文化媒介人”的角色演变，清楚地表明了消费文化在当代的进一步发展和广泛渗透，也表明了在社会格局中新的消费角色的塑造和出现。
这里，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把这些“文化媒介人”或“文化中产阶级”称为视觉文化的推波助澜者，他们是形象或景象的生产者，是消费“审美化”的趣味和格调的引领者，是消费意识形态和享乐主义的崇拜者。也正因如此，我们可以把他们的文化角色与视觉文化问题联系起来。其实，我们只要对当代文化稍加留心，便可以清晰地发现这种新的文化人的存在及其作用。他们对社会公众具有深刻影响：其影响一方面体现在对标准的形象模式和风格化的生活的设计、规划和提倡，比如，策划人、经纪人、编辑、记者、主持人、艺术家、公共形象设计师、广告人等精心策划，尤其是这些文化角色与市场机制的某些经济角色结盟，导致了视觉消费过程的组织化和预先规划性；另一方面，这些新的文化角色还有一个重要机能，即他们通过自己所把持操纵的象征符号的生产和传播，将日常生活理想化和标准化，进而造就认可并崇拜这一“审美化”生活模式的消费者。例如，通过电视、杂志、图片等各种媒介，设计典型的完美家居和室内格局，表征不断变化的服装时尚，描述理想的爱情故事，规划意味无穷的种种旅游休闲生活……这些文化人不但是特定的形象产品的生产者和传播者，而且是这些产品所代表的生活方式乃至意识形态的塑造者，是普通社会公众消费取向和审美趣味的塑造者，是消费眼光和判断力的塑造者。他们也许在人口统计学上数量极小，但其角色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权力则不可小觑。
毫无疑问，日常生活“审美化”提高了人们的生存质量，美学和艺术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转而成为公共的资源。同时，日常生活“审美化”也提升了人们的审美趣味，培育他们不断追求美好生活的内在冲动。但是，有待反思的问题是，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又向美学和文化研究本身提出了新的课题。
新课题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日常生活“审美化”是否从根本上改变了日常生活的刻板、机械与重复的特性？这个问题的解答非常困难。尽管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日常生活表层审美化为人们的日常劳作和休闲提供了更加舒适的空间，但是，美学所倡导的那些自由精神、独立人格、超越意识、完善人性的观念，是否真正进入了日常生活并濡染人们？这显然还是一个疑问。是否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只是在表层上缓解和转移了日常生活本身的压抑和限制，并未从根本上把它改造成符合美学精神的活动？工具理性仍然是日常活动的基本游戏规则，这一点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威尔什所说的深层“审美化”，只是文化的日益虚拟化，它并不是美学精神的深化，而是提供更多的从物质性的日常生活中暂时解脱的通道而已。
此外，当美的事物无处不在时，当表层审美化日益扩张时，审美体验是否会变化？威尔什提出一种解答，他认为，当美的事物到处泛滥时，当人们沉浸在舒适美观的生活环境之中时，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一种“麻痹化”和“冷漠”（anaestheticization）。从西文麻痹化的构成看，与审美化（aestheticization）几乎是同一词根。威尔什认为，审美化造成的麻痹化，就是俗话所说的见惯不惊，甚至是熟视无睹。美原本具有的那种令人震撼和难以企及的独特品质，在广泛的“审美化”过程中被消解了。我想强调的一点是，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明显的技术工艺化和人工化倾向，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商业化倾向，因而使得日常生活审美化更趋装饰性和人为性，越来越标准化，其中暗含着某种看不见的视觉暴力，使得审美越来越远离自然、质朴和自由。这将会导致一种反向冲动——回归自然。自然即美，也许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另一归宿。
选自《视觉文化的转向》